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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思想对布莱希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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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贝尔托·布莱希特(也译做贝托尔德·布莱希特),是一位著名的德国戏剧家与诗人。1898年2月10日,贝尔托·布莱希特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奥格斯堡镇。年青时曾任剧院编剧和导演。曾投身工人运动。1933年后流亡欧洲大陆。1941年经苏联去美国,但战后遭迫害,1947年返回欧洲。1948年起定居东柏林。1951年因对戏剧的贡献而获国家奖金。1955年获列宁和平奖金。 1956年8月14日布莱希特逝世于柏林。 布莱希特也受过中国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的影响,具体是怎样的呢? 布莱希特与老子思想

布莱希特和老子思想

初识老子《道德经》 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一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出版,德国文化界出现了一股“中国热”。老子《道德经》因其内容不同于德国人早已熟悉的儒家思想,引起当年正在经历着意识形态危机的青年读者广泛瞩目。据我国学者张荫麟先生说,自19世纪末期以来,德国出版了十余种《道德经》译本,连同解释性著作共有四五十种之多。其社会反响之强烈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一时之间“无为”一词成了那一代“表现主义”青年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借此表达自己远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与统治集团合作的叛逆情绪。 布莱希特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接触老子《道德经》的。据他当年的日记记载,他于1920年秋天,阅读了德布林(Alfred Doeblin)的表现主义小说《王伦三跳》(Drei Spruenge des Wang Lun),这部小说令他十分激动和赞赏,这是因为它从头到尾贯穿了“无为”思想,而他却是生平第一次接触这种充满辩证法的东方智慧。《王伦三跳》取材于清朝乾隆年间山东寿张的一次农民起义,说的是青年渔民王伦,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打死衙门官吏,畏罪潜入南宫山避难。命运的挫折,促使他信奉了道教,决心不再与社会为敌。他伙同一些相信宿命的人,创建了一个名叫“无为”的组织,一边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一边做些扶危济困的善事。他们的行动虽然并未危及现存社会制度,却仍然引起官府恐惧和镇压,王伦被逼无奈,率领同伴们拿起武器进行反抗。作品以真实的细节描写,丰富的心理分析,松散的表现主义小说结构,描写了王伦从一个在社会上谋生度日的人,到宁愿做一个逃避现实的弱者,最后成为反抗官府的义军首领的经历。王伦一伙惨遭镇压,他在临刑之前说:“沉默,不反抗,我能做得到吗?”这样的自问,实际上是作者对当年的德国表现主义文艺派别提出了一个严峻问题:赞成暴力革命,还是反对暴力革命?布莱希特刚刚经历了德国1919年11月革命的失败,这样的故事,这样的问题,自然会令他心潮澎湃,而老子“无为”思想辩证法的魅力,更是引起他不尽的思索。 说起来,事有凑巧,他刚刚读完《王伦三跳》,9月中旬在家住巴登-巴登的文友弗兰克・华绍尔(Frank Warschauer)家借宿时,朋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德文版老子《道德经》递给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读过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许多想法与老子异乎寻常的一致。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载说:华绍尔拿来老子给我阅读,书里的说法跟我的想法非常一致,华绍尔对此一再表示惊讶。此后,布莱希特大概又反复研究过老子《道德经》,因为他在1921年10月的日记里,又记下了与这本书有关的话:“我知道,水能淹没整个一座大山”。 《城市丛林》里的“美国梦” 上述日记里的话,大概是他创作剧本《城市丛林》时记下来的,同样一句话也出现在这出戏的对话里。《城市丛林》创作于1921-1922年之间,1927年出版之前又做过一次修改。为了表现资本主义大城市里人的异化问题,布莱希特第一次借用了《道德经》的“水”这个象征物,表现剧中两个主要人物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城市丛林》是布莱希特早期代表剧作,从形式到内容颇似日后的“荒诞戏剧”,它以丹麦作家约翰内斯・威廉・严森小说《车轮》故事为蓝本,借用英国作家吉卜林小说《丛林故事》的寓意,以美国城市芝加哥为背景,描写了乔治・伽尔伽一家从农村流入城市谋生,在与木材商人史林克的争斗中惨遭毁灭的故事。这是一出最早描写“美国梦”的剧本,芝加哥被描写成一片野兽出没的热带丛林,在那里人们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规则。其中有一段史林克与伽尔伽的对话,与他1921年日记里那句话一模一样,这句台词表明,作者试图运用研究老子《道德经》的心得来提升作品的哲理内涵: 史林克:打从认识你那天起,我看见你就是这么一幅软不塌塌的样子,没有别的…… 伽尔伽:我见书上说,柔弱的水能淹没整个一座大山。我很想看看你的面孔,史林克,看看你那副该死的,像毛玻璃一样让人看不清楚的面孔。 这段对话里的“水”与“山”形成了“弱”与“强”的鲜明对比,而实际上本来处于低洼地带,既无形又“柔弱”的水却比山还强,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能淹没整个一座表面看来既高耸又强大的山。布莱希特把这幅表现强弱对比的自然画面运用于剧本里,借助伽尔伽和史林克这两个人物的斗争,寓意老子“柔弱胜刚强”的理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现象。 借用水和山来比喻弱与强互相转换的辩证法,对于欧洲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新奇的表达方式,老子自己称其为“正言若反”。更为新奇的是,史林克为了从精神到肉体控制乔治・伽尔伽,提出购买他的一本低劣小说的创意,乔治拒绝出售,他因此被就职的图书馆解雇,断了一家人的生活来源。这时,史林克趁隙而入,为了彻底控制伽尔伽,把自己的家产和股票悉数送给了他,还声言要亲自养活他的一家人。用赠送家产和股票的方式,来控制和战胜对手,这样的斗争方式,对于欧洲读者来说,岂止新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大概是为了让德国读者理解吧,布莱希特给木材商人史林克虚构了一个马来华人的身份。他的意思显然是说: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才懂得用被动方式征服敌人的智慧。史林克这种制服伽尔伽的谋略思想,显然是来自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六章的一段话,即“……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老子这种“欲夺先与”的辩证思维方式,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想把老子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剧本里,借以揭示刚刚开始的那场“美国梦”的实质。从这出戏以后,读者在他的作品中,常常会发现他对老子智慧的运用。 “礼貌的中国人” 1925年,布莱希特在《柏林交易所快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三百字的“豆腐块”文章,标题是《礼貌的中国人》,译成中文是这样:“我们的时代很少有人知道,一项为公众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多么需要报答呀!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像礼貌的中国人那样,如此尊敬他们的伟大智者老子,他们为此虚构了一则故事,说老子从年轻时代,就教育中国人如何生活的艺术,当他成为白发苍苍的老翁时,离开了家乡,因为人们越来越失掉了理智,使这位智者的生活陷入困境。他面临的选择是,要么面对人们的不理智忍气吞声,要么反其道而行之,离开这个国家。在国界上,有一位关吏迎面走来,恳求他把自己的学问为他写下来,老子唯恐自己礼貌不周,满口答应满足他的愿望。他把自己所有的生活经验,都为那位礼貌的关吏写成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写完之后,他才离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中国人用这样一个故事,感激《道德经》的成书,至今他们还遵照它的学说生活。” 这个关于老子的小故事,中国读者一看便知,它来源于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关于老子的记载,自19世纪末期以来,在德国随着众多《道德经》译本和解说著作的流传,在知识界已经是耳熟能详。它给布莱希特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随着时间和局势的变化,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德国法西斯上台以后,他被褫夺国籍,逃往丹麦避难,他感到自己像老子一样,成了一个不得不离家出走的知识分子。1938年他在丹麦斯克夫波海滨一座茅草屋里,把“礼貌的中国人”这个小故事,改写成一首叙事诗,取名《老子流亡途中著“道德经”的传说》,1939年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德文版》上。这时,布莱希特关心的不再是“礼貌”和“感恩”问题,他更关注的是对待法西斯势力的态度问题。诗歌描写流亡的老子在牵牛少年引领下来到函谷关前,关吏询问老子有无需要上税的珍宝。少年代老子答曰,他只是个教书先生,并无珍宝。关吏凑趣似地问道:“他弄清了什么道理?”少年说:“流动的软水,天长日久亦能降伏巨石。你明白,失败的是那坚硬的东西。” 这几句话构成了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流水虽然柔软,但天长日久它能穿透坚硬的巨石。寓意反法西斯斗争,目前虽然处于不利形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这个柔软的水可以降伏坚硬巨石的比喻,显然来自老子《道德经》第78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接着说:弱能胜强,柔能克刚,天下谁都知道这个道理,却无人去实践。在第43章里老子又说:天下最柔软的东西,能够征服天下最坚硬的东西,无形的力量能够穿透无缝隙之物。老子这种对水的性质的描写,启发了布莱希特的文学思维,他在这首诗里借用老子对水的赞美,表达他战胜法西斯主义的信念。就在创作这首诗的同一时间,他还创作了一首《水车之歌》,效仿老子的榜样,歌颂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墨子/易经》里的辩证观 整个流亡期间,布莱希特效仿中国古典哲学笔法,针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陆续撰写了一系列小故事,被他统称为“易经”(Buch der Wendungen),由于多数故事的主人公称“墨子”,所以战后,当学者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出版时,被命名为《墨子/易经》,简称“墨子故事”。德国学者误以为这些故事是布莱希特研究《墨子》的心得体会。其实不只是《墨子》,其中所涉及的中国古典哲学知识相当广泛,除了《墨子》之外,还涉及《易经》、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杨朱》、《孙子兵法》等等。这些小故事,其实是供读者进行辩证思维训练的“精神体操”,其语言之精炼简洁,内容之发人深思,与老子《道德经》有异曲同工之妙。 书中有一则小故事,标题是《一个国家不需要特别高尚的品德》,中国读者一看标题便知,这种“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一定跟老子《道德经》有关系。讲故事人举了两个例子,一个说:如果一场战役的计划制定得不好,它的目标对于待命的军队来说过于庞大,不利于计划的实施,那么士兵们必须特别勇敢。结论是:具备特殊勇敢的美德,士兵们才能完成愚蠢的将军办不到的事情。另一个例子说:如果面包牛奶价格高,劳动收入少或者没有工作,穷人就必须有特别高尚的品德,他们不能偷窃。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是赞成这种高尚品德的,他们不赞成偷窃,甚至还会迫害周围那些偷窃的人。这是因为处境不同,对道德的理解也不一样。你不能说那些偷窃的人不赞成高尚品德,你只能说,若是能买得起食品,他们会认为“不偷窃”这种品德是无用的。结论是:需要特殊品德的国家,肯定是管理得不好的国家。同样的故事和议论,也出现在《大胆妈妈》第二场戏大胆妈妈与厨师的对话里。这说明这则小故事与剧本《大胆妈妈》是同时期创作的。作者在写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显然是想到了老子“大道废,有仁义……”(《道德经》第18章)的论述,正是这种对病态的乱世充满辩证法的观察,引起了同样处于乱世的布莱希特的共鸣,启发了他的艺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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