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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晋鞍之战原文、翻译及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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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鞌(同鞍)之战又名鞍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齐国和晋国之间发生于前589年六月十七的一场战斗。作战的地点是鞌。主要人物包括韩厥、解张、齐顷公、逢丑父。 齐晋鞍之战

齐晋鞍之战原文

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卻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卻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厥俛定其右。 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絓于木而止。丑父寝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壁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茷为右,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邵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卻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  

齐晋鞍之战翻译

公元前589年六月十七日,齐、晋双方军队在鞍摆开阵势。邴夏为齐侯驾车,逢丑父当为戎右(古代战车,将领居左,御者居中。如果将领是君主或主帅则居中,御者居左。负责保护协助将领的人居右)。晋国的解张为郤克驾车,郑丘缓当戎右。齐侯说:“我姑且消灭了这些人再吃早饭。”不给马披上甲就驱马奔驰(之:指驾车的马)。郤克被箭射伤,血流到了鞋上,没有中断擂鼓,说:“我受重伤了(古代病重、伤重、饥饿、劳累过度造成体力难以支持,都叫‘病’)。”解张说:“从一开始交战,箭就射进了我的手和肘,我折断射中的箭杆继续驾车,左边的车轮都被我的血染成了黑红色,我哪敢说受伤?您(‘吾子’比‘子’更亲切些)忍著点吧!”郑丘缓说:“从一开始接战,如果遇到地势不平,我必定下去推车,您难道知道这些吗?不过您确实伤势很重难以支持了。”解张说:“军队的耳朵和眼睛,都集中在我们的鼓声和战旗,前进后退都要听从它。这辆车上只要还有一个人镇守住它,战事就可以成功。怎么能由于伤痛而败坏了国君的大事呢?穿上盔甲,手执兵器,本来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伤痛还不至于死,您(还是)努力指挥战斗吧!”解张将右手所持的辔绳并握于左手,腾出右手接过郤克的鼓槌擂鼓。张侯所驾的马狂奔起来(由于单手持辔无法控制),晋军跟随他们。齐军崩溃。晋军追赶齐军,绕着华不注山追了三遍。 韩厥梦见子舆(韩厥父,当时已去世)对自己说:“次天早晨避开战车左右两侧!”因此(韩厥)在战车当中驾车追赶齐侯。邴夏说:“射那个驾车的,是个贵族。”齐侯说:“称他为贵族又去射他,这不合于礼。”(按,乃齐侯愚蠢之举)射他左边的人,坠落车下;射他右边的人,倒在车里。(晋军)将军綦毋张(晋大夫,綦毋氏,名张)失去战车,跟随韩厥,说:“请允许我搭你的车。”跟在左边或右边,(韩厥)都用肘制止他,使他站在自己身后(按,韩厥由于梦中警告,所以这样做,以免綦毋张受害)。韩厥弯下身子,把倒在车中的戎右安放稳当。 逢丑父和齐侯交换位置(这是逢丑父为了保护齐侯,乘韩厥低下身子安放戎右的机会与齐侯交换位置,以便不能逃脱时蒙混敌人)。将要到达华泉(泉水名,在华不注山下)时,(齐侯)两边的(中间两马为服,旁边两马为骖)被树枝等钩住。(昨天夜里)丑父睡在轏车(一种卧车)里,有蛇从他身底出现,以臂击蛇,手臂受伤却隐瞒了伤情(按,这是为了交代丑父之所以不能下来推车而补叙的头天夜里的事)。所以不能推车而被追上。韩厥手持拴马绳站在齐侯的马前(絷:拴缚马足的绳索),拜两拜,然后下跪,低头至地(这是臣下对君主所行的礼节。春秋时代讲究等级尊卑,韩厥对敌国君主也行臣仆之礼)。捧著一杯酒并加上一块玉璧向齐侯献上,说:“我们国君派我们这些臣下为鲁、卫两国求情,他说:‘不要让军队深入齐国的土地。’臣下不幸,正好在军队任职,没有地方逃避隐藏(我不能不尽职作战)。而且怕由于我的逃避会给两国的国君带来耻辱。臣下不称职地处在战士地位,冒昧地向您报告,臣下不才,代理这个官职是由于人才缺乏充数而已(外交辞令:自己是不得已参加战斗,不能不履行职责,来俘获齐侯你)。”逢丑父(充齐侯)命令齐侯下车,往华泉去取水来给自己喝。郑周父驾著齐君的副车,宛茷担任副车的车右,载上齐侯使他脱身。韩厥献上逢丑父,郤克的将领手下要杀掉他。呼喊道:“从今以后不会有代替他的国君承担患难的,有一个在这里,还要被杀死吗?”郤克说,“一个人不畏惧用死来使他的国君免于祸患,我杀了他不吉利。赦免他,用来鼓励事奉国君的人。”于是赦免了逢丑父。  

鞍之战的历史背景

晋、齐鞍之战发生在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上距晋、楚邲之战(公元前597年)仅八年。 邲战之后,楚国西联秦,东北联齐,东联吴越,灭江、六、舒、蓼,控制了中原,声威赫赫,较之城濮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晋国势力则一落千丈,不仅受到来自西方秦、南方楚联盟的威胁,而且北有白狄之患,东有赤狄之祸,陷于秦、楚与赤狄、白狄四面包围之中。 齐在桓公以后,虽然失去霸权,但仍不失为东方大国,独立于晋、楚、秦三强之外,屡次兴兵侵卫、侵鲁,在东方扩张势力。晋、楚双方出于争霸战争的需要,都想结好齐国。在邲战之后,晋国势力削弱,这就助长了齐国称霸东方,欲与晋国一较高下的野心。 周定王十四年(公元前593年),晋在消灭赤狄以后,想在断道(今山西省沁县东北)召开诸侯大会。次年春,晋侯派大夫郤克出使齐国,征召齐国赴会。齐顷公侮慢郤克,郤克回国则时刻准备报复,而齐顷公又拒绝参加断道之会,这就为晋国伐齐找到了借口。晋、齐鞍之战由此爆发。 周定王十六年,晋侯、卫太子臧伐齐,兵进阳谷(在今山东阳谷县北)。齐顷公被迫在缯地(在阳谷附近)与晋景公结盟,并派公子强到晋国做人质。这时,晋国的主要意图还在于联合齐国。但是,周定王十七年(公元前590年),楚遣使通齐,“齐、楚结好”齐顷公又背叛晋、齐缯之盟约。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春,齐顷公率军侵犯鲁国,攻克鲁北国境上的龙邑。卫派大夫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率军救援鲁国,在新筑(今河北魏县南)被齐军打败。鲁、卫二国向晋国乞师。晋中军帅郤克力主伐齐。晋景公见联齐不成,为阻断楚、齐联盟,各个击破,遂决定伐齐,由晋郤克统帅中军,士燮率上军之一部,栾书统帅下军,韩厥为司马,起兵车八百乘,以救鲁、卫。鲁大夫季孙行父也率军来会。 齐闻晋军出,即退却,晋军追至莘地(在今山东省莘县北)。六月十六日,晋军又迫至靡笄山下(今山东济南市之千佛山),与齐军形成对峙局面。齐顷公派人向晋军帅郤克请战说:”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晋人回答说:”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指齐)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久)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顷公说:”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齐将高固向晋军挑战,生俘晋人而乘其车归,向齐军宣示说:想勇敢的人,买我的余勇。 次日晨,晋、齐两军对阵于鞍(在今济南市西偏)。齐将邴夏为顷公驾驭战车,逢丑父做车右。晋将解张为郤克驾驭战车,郑丘缓做车右。齐顷公狂傲地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马不披甲即杀向晋军。在激战中,晋中军帅郤克中箭受伤,但仍击鼓督战。其御解张也为流矢射穿手肘,但仍努力驾车。车右郑丘缓见有险情即下去推车。解张见郤克伤重,左手把握缰绳,右手执鼓槌击鼓,率战车冲锋不止,晋大军跟进,齐军大败。晋军一路追击,绕行华不注山三圈。 晋军司马韩厥驾车追击齐侯,其车左、车右皆中箭身亡。晋大夫綦母张丧失战车,也乘上韩厥战车,等他们追上齐侯战车时,齐侯车右逢丑父趁韩厥俯身去扶车右的机会,机智地与齐顷公换了位置,并叫顷公下车去华泉取水。齐顷公副车载顷公逃脱。晋军追击齐师,从丘舆(在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南)进入齐境,攻击马陉(在丘舆北)。 齐军失败,顷公派大夫国佐求和,献出灭纪所得的甗(yǎn,音演) 和玉磬,并愿割地。郤克不受,说:”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国佐回答说:萧同叔子为寡君之母。晋、齐匹敌,也是晋君之母。以国母为质是不孝。晋怎能以不孝号令诸侯?又说:先王疆理天下,实行因地制宜。怎能”尽东其亩”,惟晋国兵车是利?如果晋再相逼迫,齐国只有背城借一,决死战斗。当时,鲁、卫二国也劝郤克与齐讲和,郤克听从了。秋七月,晋、齐在爰娄(今山东临淄县西)结盟。晋让齐国人归还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 鞍之战是构成晋景公争霸事业的一部分。经过鞍之战,晋国成功地打破了齐、楚联盟,而把齐拉到了自己一边。鞍之战次年(公元前588年),齐顷公亲自朝晋,建立晋、齐联盟。晋为加强这一联盟,不得不牺牲鲁国利益,在周简王三年(公元前583年),又命鲁国将汶阳之田划归齐国。晋、齐联盟的建立,是晋景公继消灭赤狄、联络吴国之后,又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晋景公所创建的霸业,经过厉公、悼公的努力,一直持续到顷公、定公时代。而鞍之战在晋景公的争霸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齐晋鞍之战是新旧霸主之争

史上第一个霸主–齐国,自从齐桓公去世於西元前643年后,就陷入了长达百年的国力衰退中,眼睁睁的看着代表华夏价值的霸主大旗,被兴起於山西的晋国高擎了过去,以至于自己竟沦落到了晋国跟班的境地。 597年,晋国在邲之战中败于楚国,但其实并未伤到筋骨,主要是晋军将帅矛盾,号令不行之所致。二年后,楚庄王兴师伐宋,围困宋国都城睢阳(商丘)长达九个月之久,这一战,再次暴露了晋国这个旧日霸主的外厉内荏,其所派出的援军,一直逡巡在外围,始终不敢来救。既然你做霸主的都这样不负责任,失望之下的宋国,只好与楚国会盟,尊顺了楚国的霸权地位。随后,鲁国也顺应时势,转而与楚国结盟。中原大地形势陡变,楚国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华夏的霸权地位。 眼见晋国霸业衰颓,齐顷公随即跃跃欲试,试图重振雄风,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他的办法是先结好楚国,稳固国际环境,再寻机与晋国开战。 但老辣的晋国岂是容易对付的?其它各国又岂能没有自己的盘算? 春秋》记载说:鲁宣公“十有八年春,晋侯、卫世子臧伐齐。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伐鄫子于鄫”。 宣公十八年是591年,晋国与卫国筹组了晋卫联军,在泰山以北,对齐国发起了攻击,兵锋直抵横亘在鲁卫之间的齐国占领区–阳谷县。 在我们的印象中,素来文弱的礼仪之邦–鲁国,突然发起神威,兵行100公里,对一直在齐鲁之间依违不定的杞国,展开了进击。杞国原为大禹之后,周朝初年受封於开封和商丘之间的杞县一带,但因迭遭周边的大国欺凌,只得搬到曲阜和枣庄之间的滕县安家。但由于这里也是小国难以生存的肥田沃土,只得又搬到了条件艰苦的徂徕山以南,蒙山以北的新泰盆地落脚。这里虽然更靠近鲁国的曲阜,但由于齐人一直是东方的大国,所以也就较多的托庇於东方霸主齐国了。历史上,弱小的杞国,经常被鲁国以各种借口进行侵扰,杞君不敬、伐杞、入杞、侵占杞田之类的记载,史不绝书。这次,趁着齐晋翻脸,新霸主楚国未必会为撮尔小国主持公道的机会,鲁国人毫不客气的占领了杞国所在的新泰盆地。 既然世界已经大乱,其它豺狼也就不客气了,位于鲁国南方25公里今天邹城市,包括周围部分地区的邾国,竟然也兵行100公里,打起比自己更小的,位于枣庄东边的鄫国来了。甚至还用“戕”这种肢解身体的残忍方式,处死了鄫国的国君鄫子。 邾国好像素有残杀鄫国国君的悠久传统,640年宋襄公想做霸主,邀滕、曹、邾、鄫等国前来会盟,鄫子就曾被邾文公,抓到次睢之社(临沂城东北),以祭次睢之神的名义,给处决了。说起来,鄫国一直深受莒国和邾国的欺压,并以鲁为保护国,567年为莒国所灭,538年,鲁国灭莒,鄫国方域正式纳入鲁国版图。 在晋卫鲁三国的二面夹击下,齐国终于吃不消了,只好与晋侯会盟於缯国,并让国君的儿子公子强做了晋国的人质。主要战场在聊城南面的阳谷县,会盟地却在280公里之外的枣庄东边苍山县的鄫国,应该意味着晋齐鲁等大国对国君被“戕”后的鄫国局势,所进行的安顿措施。 鲁国虽然征服了新泰盆地,但却并不甘心。因为他还有一块耕地面积逾27万亩的汶阳之田,依然落在齐国的手里。 汶阳之田,位于泰山西麓的肥城县南部的汶阳平原。这里有一条发源於泰莱山区,汇泰山山脉、蒙山支脉诸水,自东向西流经莱芜、泰安、肥城、汶上,经东平流入济河的汶水。按照山南水北为阳的理论,地处汶河以北的这片土地,就被称为了汶阳之田。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被喻为东方粮仓小乌克兰的汶阳之田,数千年来一直是谁都不会忽视的肥沃之地。 681年,鲁庄公任命的将军曹沫,与齐国三战三败,鲁庄公为避免更大的战败,免遭更多的损失,主动割地求和,提议将这块良田割让给齐国。双方为此举办了柯地之盟。但在正式的签约仪式上,鲁国的败军之将曹沫,突然掏出藏在身上的匕首,冲上会盟台,劫持并胁迫齐桓公不许接受鲁国主动割让的汶阳之田。 饶是见多识广的齐桓公,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阵势,一边是国君提议割地求和,一边却是屡战屡败的败军之将,突的跳了出来,拿着刀子,公然劫持上国的国君,还要挟对方,不许接受这个由己方国君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搞不清,如果鲁国不想和谈,究竟想继续开战,还是想怎样?也搞不清,这到底是鲁国玩的双簧,还是这个败军之将的即兴之作?只得暂且答应下来,以便看清鲁国到底想干什么? 谁知这位史上第一位将军级刺客,居然还能坦然的扔下匕首,好整以暇的重新站到群臣之中,面不改色,辞令如故。这使齐桓公很纳闷,摆脱劫持后,想将言而无信的鲁国君臣抓起来,但却被善于算账的管仲给劝止了,管仲开导他说,齐国最缺乏的就是别国的信任,如果可以用汶阳之田这么有限的损失为代价,却能达到取信於天下的目的,岂非何乐而不为的求之不得之事?这样,鲁国就得以将这片肥沃的粮仓给保留了下来。 到了659年冬,鲁僖公将这片肥沃的汶阳之田,以及位于微山湖畔鱼台县的费邑,赐给了有定国之功的叔叔,鲁庄公之弟相国季友。 从史书中看,齐顷公和鲁宣公之前,齐鲁二国应该并没有开战的机会,史书未载的可能性,似乎也不是很大。因为在齐晋二国做霸主时,首要任务就是要维护国际关系的公义性,而这首先就要确保和平与秩序,所以,未必会允许其重要盟国齐鲁之间发生战争。我认为或者应该就是在邲之战后的595年左右,趁着楚庄王围宋九个月,晋国逡巡外围,不敢救援盟国之际,齐国趁机夺去了鲁国的汶阳之田。也正由于为时不久,才导致了鲁国的愤愤不平与不肯罢休。 见齐晋结盟后,鲁国就请楚国出兵,协助其收复失地。但楚国这个霸主,似乎很不同於以往的齐晋之霸,也许顾虑晋军的背后袭扰,而不敢将兵锋越过整个宋国,再跨过大野泽,东进到泰山脚下的齐鲁边境;也许它对手下盟国之间的恩怨,并不太感兴趣,纵观楚国的称霸史,其实也基本处于不敢随便信赖华夏盟国的状态中,谁知道这些个华夏国族,怎么不是暂时依附自己的呢?如果我为鲁国这么个华夏老贵族而火中取栗,以后可望获得最起码的回报吗? 正在这时,齐国也为了其与鲁国的领土争端,派遣使节找新霸主楚国诉苦来了,这就不免给了楚国这位霸主一个新的判断杠杆,究竟为齐国主持公道,还是为鲁国主持公道,更有利于大楚的国家利益呢? 当一个霸主将其理应维护的国际公义,完全当成衡量自己利益得失的砝码时,其后续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591年冬天,鲁宣公去世,随即就传出了齐楚结盟,意图对付鲁国的消息。这无疑使鲁国感到很悲观,原本以为新盟主是该为自己这个受害者主持正义的,谁知它却选择了远比自己实力更强的大国进行了结盟,甚至还可能筹组齐楚联军,来对鲁国进行二面夹击。 新继位的鲁成公,首先在590年2月,周历三月的立春左右,宣布鲁国进入战争状态,并实施了将赋税额度增加四倍的,被叫做“丘甲制”的战略动员。然后,迅速寻求与晋国进行战略结盟。二个月后,在晋国赤棘,进行了晋鲁二国的会盟。 春秋》记载说:鲁成公“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 前人对这场战争的解释是,孙良夫曾于602年出使鲁国,主导了鲁卫结盟,这次齐国伐鲁,孙良夫是为了救援鲁国而出的兵,杜预孔颖达则认为“卫侯使孙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齐伐鲁还,相遇於卫也”。 但只要对照地图,我们就会发现,齐卫二军交战的新筑,就是今天邯郸市东南部的魏县回隆镇,这里南距卫国都城濮阳60公里,东距3年前晋卫联军攻打的由齐国控制的阳谷县80公里,北距晋国控制的东阳地区–邢台90公里,距离汶阳之田所在的肥城160公里,如果是救鲁,卫军怎么会往北去呢?鲁国的北部边境,怎么可能越过齐国与卫国的隔离,而与晋国接壤呢? 如果是齐军伐鲁归来,且不要说齐国的边境是否已经深入到晋卫之间的邯郸一带,就是这里真有驻扎了齐国大军的军事基地,又怎么会抽调这种显然是为了抵挡晋军的前线部队,而非抽调后方的部队去攻打鲁国呢?在肥城县的汶阳之田已被齐军控制的情况下,为何不从那里出兵呢? 我的解读是,齐国应该采取了二路分兵的作战方略。 南线由齐顷公亲自率领,顺着泰山西麓,直接就打到了鲁国首都以北40公里,今天泰安城南20公里的岱岳区房村镇南阳关附近,当时的鲁国在这里设有龙邑,也叫阳关邑。 从地形图看,这里东西二边高山对峙,中间是今天的津浦线及京福高速所通过的长约20公里的狭长平原地带,房村镇位于大汶口镇斜对岸,与大汶河隔水相望,阳关邑背靠东部的高山,其西面是柴汶河,北面大汶河,处于二面临河,双河夹护的三角洲地带,此关的战略作用,相当于曲阜北大门的角色。 顺便说一下今天泰山市所处的盆地式的平原地带,齐国控制泰安盆地后,在泰山区邱家店镇的旧县村设置了博邑,战国时依然处于齐国的控制中,秦升格为了博阳县,曾为齐郡的郡治。汉初改为博县,为泰山郡的郡治。北魏改为博平,隋为汶阳县,唐为乾封县,宋初将乾封县治迁到今天的泰安城,历时1700余年。 《左传》说:鲁成公“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这段话的意思是,589年早春,齐顷公亲帅大军攻打鲁国的北部边境,包围了曲阜的北大门龙邑,齐顷公宠幸齐将卢蒲,率先攻进了关门,但因后援不济,被鲁国人抓到了。齐侯很爱惜这位部下,许诺说:不要杀他!吾与你们对天盟誓,这样放了他,我就不会攻进你们这座关城了。 但鲁人不信,将其剥光衣服,绑到城楼上,用乱刀给砍死了。 齐侯急眼了,亲自擂鼓助威,齐兵争先攻城,到了第三天,攻取了龙邑。《左传》说:“遂南侵,及巢丘。” 根据杜预、贾逵、孔颖达等人分析,他们认为齐顷公应该是对龙邑、和巢丘进行了屠城。大概这次屠城让鲁国人非常伤心,甚至不忍心在其国史中记载此事。考虑到龙邑距首都不过40公里,其南侵的巢丘,注疏上没有指证其具体位置,我根据地形图推论,如果是出了那20公里山道,就到了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似乎平原地带很难会有城邑的名字,会被归纳为“巢”与“丘”的城市特征,我觉得这个“巢丘”,应该还在那20公里的山道里,也许就在今天磁窑镇的位置。 磁窑镇这个名字,也许是瓷窑的讹称,查其历史,据说是因唐宋时期的古磁窑址而得名。但这里也有距今约四、五千年的遗址,现存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6米,是大汶口文化最早发掘地。最初曾称“堡头文化”,后来才被统属到大汶口文化类型中,由此也可见其至少很有一些不同于大汶口文化的独特性。遗址内发现陶窑1座,出土文物1800余件,墓葬133座。随葬陶器居多,其鬶的初型是在磁窑陶窑中烧制,后传播到各地。陶色有黑、灰、红、白等色。黑陶乌黑光亮,有的似金属器皿一样有光泽;白陶胎薄质硬,色泽明丽,陶器的纹饰以彩绘和镂孔最有特色,反映当时制陶工艺的较高水平。 也许瓷窑的修造始于汉代,但陶窑的历史,到了前589年时,已经有了至少2500余年陶器炼制历史,在其中的一个陶窑里,就曾发现众多的彩陶及纺轮,以及一件用松绿石镶嵌的呈三角形骨雕筒,而这,正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价值最大的松绿石镶嵌工艺品。 不难想见,在这样一个拥有二千多年陶器炼制史的族群聚集地,发展到本文论及的时代,其文化积累之雄厚。考虑到这些历史及文化因素,依据山丘而筑巢烧窑,也许就是可堪想象的城市特征了。这样一个纯粹文化类型的城邑,也许还是供应了当时鲁国最好陶器的城邑,居然会被齐顷公屠杀殆尽,我猜想,也许正是对这场文化灭绝的痛心疾首,导致了鲁人甚至不忍在国史中,藉由记载此事而对齐顷公进行历史评价了,不忍回顾,这个词也许在这件事被鲁人予以了淋漓尽致的体会与表达。 11年后的成公十三年,《左传》中首次出现了“痛心疾首”这个词,虽不能说,既存典籍中对该词的首次记载,完全就等同于历史上对该词的首次发明与使用,但我想,即便在11年后,鲁人也许还是会在这件事对“痛心疾首”这个词,有着不同於一般人的深切感受吧? 附带说一句,赫赫有名的魏国大将于禁,就是磁窑人。磁窑附近还曾发掘出汉代钜平故城的遗址,东西长500余米,南北长450余米,城墙用黄土夯筑,东北城角高6.5米,直径50米,被当地人称为烽火台。可见在汉代依然引起所处的独特位置,而承担着重要的军事功能。在后世的承平时期,这里也一直是国家驿站网络的重要节点。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齐国的北线战略,究竟是怎样的情况? 先来看孙良夫率领的那只部队,我觉得,孙良夫这支部队之所以会来到新筑,应该有二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来自同一个驻地,或来自诸军汇聚后的同一个出发点,如果是这样,有下述几种可能:1:来自新筑之西约八点处的安阳;2:来自与魏县平行的九点钟处的临漳;这二国方向的部队,可能性较大。如果是来自七点半处的故都朝歌(淇县),或来自七点处的故都楚丘(滑县),以及来自正南方六点处的都城濮阳,其进军路线不该朝着似乎缺乏齐国重要战略目标的北方,亦即魏县方向走。 最大的可能是:在前面所提到的四位将领中,孙良夫是卫武公之后,世袭的爵位,这时位居卫国的上卿,应该率领来自都城濮阳的部队,石碏的四世孙的石稷,宁俞的儿子宁相,皆是卫国的贵族之后,他们或应是卫国分驻各地的三只部队的指挥官,由驻地分别来到指定的地点汇合,再由卫穆侯指派的上卿孙良夫统一指挥,前去攻击齐国。在后来的大战中,只出现了石稷和孙良夫二个人的对话,也许另外二支部队还没到,而新筑即是他们的汇合点。 《左传》记载说:遭遇齐军后,石稷想撤退,孙良夫不同意,认为,“以师伐人”,遇敌就跑,怎么向国君交待?如果不该打仗,那干嘛还要出兵?这里,他提到了“伐”字,显然有卫国主动进击齐国战略目标的意思,这大概就是导致杜预孔颖达错解的重要因由吧,但问题是:齐国怎么可能在邯郸和魏县附近有着值得卫军攻击的重要战略目标呢? 战败后,石稷再次劝说孙良夫撤退,说:“您是卫国的上卿,如果不幸牺牲,那是卫国的耻辱。您带着大家撤退,让我殿后吧。”《左传》曾提到过“皆不对”这句话,这应该是指其它众将全都持默不作声的态度了,可见当时还有其它有说话资格的将领在。石稷在断后时曾鼓励大家说,我们还有很多战车部队就要来了,这句话可以被理解为,虚张声势,鼓舞大家士气,当然也可被解释为原本就要前来会师的其它部队,就快赶来了。 589年4月12日,周历四月二十九日丙戌,正是开春后的清明之日,齐卫二军爆发了新筑之战。按照当时的标准,二军各自摆好阵势,正式对垒,叫做战。军队崩溃,叫做败绩。《春秋》说卫军“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可见真的是技不如人了。 《左传》说:“齐师乃止,次于鞫居”。这里的“鞫居”,有人解释为在今天与开封隔河而望的封丘县。 如果这个地名的古今对比可靠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封丘在哪里? 这里在新筑南方的七点钟的位置,距新筑150公里;南面隔河相望的是齐国搞不定的郑国,东面和北面都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卫国包围之下,最鼎盛时的楚军,也无力越过郑国和宋国,将兵力投送到这里,对齐军进行任何形式的策应。尤为重要的是:这里正处于晋国争霸中原的主要出发地–南阳地区的虎口之下。 晋国在太行山外有二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东阳和南阳。 东阳和南阳的区分,主要以太行山和黄河为标准,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今天的济源、焦作、新乡一带,皆可算是大南阳地区,其东缘是在原阳县东部,折而北流的黄河边,北缘应该在卫辉附近,从这里到到淇县一带,是卫国的属地。 南阳地区原是成周的领地,635年晋文公出兵勤王,安定了周室,获得了周襄王赐予南阳地区的阳樊、温、原等几个邑。晋国随即将此地经营成了进入中原的桥头堡,在此驻兵,可以南控洛阳盆地的成周,以及位于郑州开封平原地带的郑国,若渡河东下,就可经卫国,东征齐国,东南至鲁国,或南下宋国,南越郑宋之境,就是陈国,郑宋陈这三国之地,一直的楚国与晋国会猎中原的主要战场。 南阳地区的晋国大臣,哪个会是省油的灯,面对这群祸都惹不过来的主,我很纳闷,霸业的八字尚无一撇的齐顷公,干嘛将大军的脖子,伸到这里来等着别人砍头呢? 封丘东距齐国首都临淄550公里,齐国自从齐桓公之后,何尝进行过超过400公里的远征?缺乏远征历史,首先是战争能力的硬限制,而非战争意志的自我软约束,齐国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做什么?在缺乏攻城技术的春秋时代,堂堂楚国都在围困宋国几个月后,都只能被迫无功而返,同时也因后勤跟不上,而只有数日之食,齐国怎么可能突然拥有这么强大的超能力了? 以封丘所处的位置,不但北有晋国东阳地区的驻军,西有来自几乎整个山西的晋军部队,外有卫国的完整包围,齐军却千里迢迢的钻到这种三面夹击的死地,要想在这种危局下取得胜利,别说齐国,也别说晋国,就是兵车万乘的楚国,也是决计无力完成的。我一直很纳闷,觉得即使齐军是校长的手笔,晋军却干嘛要敞开这么大的口子,让远远弱于自己的齐军钻呢?诱敌深入的程度,与家国糜烂的程度,是呈正相关的,既然能拒敌于国门之外,干嘛非要付出糜烂己方家国的无辜代价呢?所以我想,这或许是错植地名的结果吧? 在此战略态势之下,既然齐军不该钻到晋国南阳基地的虎口下,那么它既不攻打新筑南方的卫都濮阳,也不攻打濮阳西南60公里许的旧都淇县和滑县,这或许有二种可能,一种是意在攻打位于新筑西南50公里处的安阳,或攻打其西北约30公里处的临漳,但这二地其实也都位于卫境深处,在缺乏攻城手段的时代,很难想象将大军屯兵於坚城之下,将会迎来距安阳100公里,距临漳80公里的晋国东阳大军,以及距安阳120公里,距临漳150公里的晋国南阳大军,以及近在咫尺的各地卫军怎样的毁灭性打击? 还有一种可能是,新筑靠近今天的黄河河道,也许春秋时的黄河河道也在这附近,齐军千里来犯,不去攻打南面的卫国都城,却大军直扑卫国内地,一根筋的往新筑这里钻,或许意在控制黄河南岸的登陆场,以阻隔晋军过河;巧合的是,此前被我排除可能性的封丘,正好也位于春秋时的黄河东岸,一直也是晋军的登陆场。但问题是:黄河那么长,身后又面临来自卫军的不断袭扰,要把阻止晋军渡河当做自己的战略目标,似乎未必很有成算。 在此情况下,我倾向于将黄河河道的具体位置纳入解释,这就是发生在周定王五年的那次有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大改道:“河决宿胥口”。 《禹贡导水》说,商周以前的黄河,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的。 这话的意思是说,黄河东出洛汭后,在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折而往东北流去,到了今天鹤壁市浚县城东,被当地人称为东山的大伾山。 在西元1194年以前,“大伾”是黄河的转折点,也是控扼大河南北的战略要冲,南控名渡黎阳津,又名黎阳关,对岸就是著名的白马津。汉光武在黎阳立营,以障河北;曹操袁绍也都以黎阳为制胜之地;从石勒到瓦岗军,从到唐高祖置总摄殷、卫、澶、黎四州的黎州总管府,到朱温李克用争夺黎阳,这里无可忽视的一直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今天的宿胥口,是淇河与卫河的合流处,地在浚县西南约25公里,前602年黄河从宿胥口夺河道北行,在魏县正北50公里的曲周县南,接纳自西东来的漳水,然后稍往西北方向流去,来到由任县、隆尧、宁晋的一部分所组成的邢台洼地,这即是古代著名的大陆泽,也就是文中所说的“至于大陆”。战国时,因地属赵国巨鹿郡,又被称为巨鹿泽;晋代因广阿城,而改称广阿泽;南北朝时,称大陆陂。明代中期,泽内脱水,分成南、北二泊;南泊仍叫大陆泽,北泊改称宁晋泊。史志称大陆泽广袤百里,众水所汇,波澜壮阔,清代后逐渐枯竭。 “九河”的意思,泛指多数,是指来自黄河及太行山东流而下的水流,因冀中平原缺乏较为顺畅的出海河道,而导致汇聚在大陆泽的洪水,因游荡不定,而在冀中大地上漫流,并因而形成的多股河道。 相较之下,太行山以东、黄河之北、具体地域范围大致在邯郸以北的河北省南部地区,后来又接收了一部分河南省北部的一些土地,其北部与燕国接壤,并与燕国一起,与齐国隔黄河而对望的东阳地区,由于晋国的主要战略对手楚国,并不在这个方向,所以这里反倒比较冷清,甚至多将降臣册封在这里。 而审乎晋国对南阳地区的经营态势,就完全不同了,温、原等城市先后成为赵、狐、先、栾、韩等大族强臣的采邑,在这些极具进取精神的能臣经营下,这里几乎成了晋国逐鹿中原的战争策源地,有着堪比楚国争霸中原的前进基地–南阳盆地那样的重要地位,平时大概至少也要驻守千乘规模的战车部队。而只要他们惹出大祸,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晋军通过焦作和晋城之间的太行山隘道,逐次经南阳而渡河东进或南下中原。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有类似后世职方书的《容成氏》篇,其中谈及九州的部分,曾提到过“禹疏决九河”,其文说:“禹亲执枌(畚)耜,以波(陂)明者(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涂州始可处。” 《尔雅释水》曾列举九河名为“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絜、钩盘、鬲津。”《汉书沟洫志》载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 刘起釪曾著《九河考》,综合谭其骧、史念海等人的意见,古之九河,应该不出今河北巨鹿、束鹿以东,衡水、静海以南,山东陵县、庆云以北的平原地带。 “逆河”,指在河口潮水倒灌下,呈逆流之势,而在天津市东南、沧县东北的章武,流入大海。 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黄河河道,是在新筑所属的魏县以西,临漳县以东,由浚县流向曲周县,呈近乎直线式的南北河道。 由于卫国在新筑设有大夫的职位,新筑首先会是卫国,而非齐国的领土。前文说晋卫联军的伐齐兵锋“至于阳谷”,从叙述语气看似乎还算挺顺利的样子,而濮阳东距阳谷县,也不过区区80公里之遥,如果卫国真想攻击袭击鲁国的齐军,大可东向而进,不必偏道北伐。 再考虑到齐晋二国呈隔黄河对峙的战略态势,或有理由相信:孙良夫的这支卫军应该来自黄河东岸的首都濮阳,意在前去攻击齐国在新筑以北,与邢台及邯郸地区的东阳晋军隔河而望的,戍守河岸的某个重要战略据点。看地理形势,其地或应在广平县、肥乡县到曲周县之间。曲周县以北18公里处的鸡泽县,从名称看就知道是泽国的孑遗,19年后的570年,晋悼公曾在这里汇聚九国诸侯,举行了标志晋国正式取得盟主地位的鸡泽之盟。考虑到二国对峙的战略态势,曲周县也许应该是齐晋对峙的南北分界了。 如果该判断可靠的话,齐国似乎在曲周县到魏县之间约40公里的范围内,有着一块能与晋国隔黄河而望的战略突出部。古代隔河而望的战略突出部,由于受限於渡河能力的约束,一般其实只能起到一种瞭望兼警戒的有限作用,这就不免导致了这种据点的驻军不会太多。 孙良夫率领的卫军,应该就是在原有情报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战略进攻行动,但因齐国与晋卫鲁等三国的战争,已由齐国率先揭幕,为防止卫军攻击此处的戍守河岸部队,齐军及时增援了这个战略突出部的河岸要塞。在观察到对岸晋军暂无进攻态势后,由该据点出发,南下侵袭卫国,由此才导致了齐卫二军的兵力倒置,以及南北对进的二军,在魏县的新筑,打了一场遭遇战。 齐军战胜后,竟然未能向新筑以南乘胜追击,一方面兵力应不是太多,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齐人对这支部队的要求,还是着眼于警戒对岸的晋国东阳守军,南下袭卫,应该只是旨在阻止卫军策应晋军的预防性战略行动。 如果这样看,这位卫国上卿孙良夫童靴的做派,似乎就有些莫名其妙了,你所制定的军事计划,是在原有情报基础上的理性安排,在你已经发现战役计划的既有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何以还要硬行送死呢?这显然有违最起码的战略素养,搞不清落实原已制定好的战役计划,本不是战争的首要目的,那应该只是打赢战争的一种手段安排,谁规定说决定好的战役计划,就得不顾条件变化,而非打不可的?本末倒置,莫此为甚。 新筑战败后,在新筑大夫仲叔于奚的救援下,孙良夫得免于难,撤军回到了卫国,但他很有自尊心,觉得愧对君王与社稷,不愿进城,要去晋国搬取救兵,以报战败之耻。 他们走的是晋国上卿郤克的门路,尤为重要的是:这位晋国的执政大臣,不但与前来求援的孙良夫有着共患难的交情,而导致他们同被患难的,正是齐顷公和他妈妈。 592年春,为走出597年邲之败,与595年宋之战后的孤立状态,并防止走得越来越近的齐楚二国正式结盟,晋景公派遣相当于副总理的中军佐郤克,出使齐国,争取齐晋联盟,共同对付南蛮楚国。 同时遣使来齐的还有鲁国大夫季友、卫国大夫孙良夫,以及曹国的公子首,晋齐鲁卫四国,历来是中原联盟中最为核心的四个国家,郑国和宋国虽然在国力上远超鲁卫,但因为久处南北相争的拉锯线上,时常会因国家利益问题,而根据国际形势,不时修正与晋楚二国的关系,不敢像离楚国较远的鲁卫二国那样,更为坚定的表达出与晋国这个北方盟主的亲密关系。 正当齐楚走向结盟的前夕,三国使节一起来齐,其意味大概就像39年以前,英法德三国的使节,齐聚莫斯科那样,都是旨在说服本为中原核心国家的齐国,不要因为一国之私,而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货真价实蛮夷–楚国,不要走得太近,甚至走向结盟的境地。 但正如英法觉得可以吃死苏联那样,晋鲁卫三国觉得自己也是能够吃死齐国的,回顾一下英法吃死苏联的旧辙,也许可以较好的理解齐国战车,为何会势不可挡的开向晋国 在与苏联谈判的同时,英法也和德国在密切的谈判着,会谈中,英法首先同意了德国在东欧和中南欧的自由行动,明确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保障中欧和东南欧秩序的建议。对苏联来说,当其发觉了英法将德国祸水引向苏联边境时,苏联为什么不该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与德国就他们身边的东欧和中南欧的政治秩序,寻求一致,达成妥协呢? 齐晋之间的问题,其实远没有英法德苏之间那样的微妙,晋国并未与楚国进行任何可能导致危害齐国利益的谈判,齐晋翻脸的背景是,齐国想趁着晋国霸权失落之际,取代对方做老大。如果只是这个目标,倒也无可厚非,齐国的麻烦在于:他想通过与楚国的结盟,打翻晋国做一个能够带着中原各国抵抗楚国霸权的老大。这个逻辑就比较奇怪了,因为这就相当于汉奸说,我先勾结金国日本美国,去打倒岳飞,然后再带着你们去抗金抗日或抗美。也相当于,和珅说,我先多贪污些钱,做更大的官,以便打倒清官,再带着大家消除腐败。也许正是这种无厘头的逻辑,导致了齐楚结盟后,引发了与几乎整个中原旧势力的对抗与战争。 既然已经决定要走自己的路,心意已决的齐国,面对晋鲁卫诸国的使节,就少了严肃与尊敬,多了不恭与戏弄。 这次见到四国的使节,很快就发现了这几位使节,各有不同的生理残疾,郤克的一只眼睛瞎了,季孙行父是个秃子,孙良夫是个瘸子,公子曹是个驼背。使臣有残疾,在外交过程中,出现一些惹人发笑的事情,本属正常;回去为了讨寡居的妈妈开心,作为笑话讲出来,也不奇怪;以举行家宴的形式,让母亲看到这些人在交际过程中,暴露出于因各自特有的残疾特征,而出现的笑话,也不奇怪;离谱的是,他却找来了与使者有着同样残疾的仆人,分别给他们御马。不但惹得他母亲放声大笑,弄得仆从也跟着嬉笑。 这就将仇恨种到心里去了,使者知道真情后,愤然约定:一定联合攻打齐国 在这个故事中,《左传》与《国语》的情节相同,只提到了郤克一个人受辱,说他上台阶时,出现了一瘸一歪的滑稽姿势,气得郤克对天发誓:不报此辱,今生再不渡过黄河!在《史记》的版本中,则说是四位使臣一起受辱,郤克是个佝偻病,而非跛子,但同样发了那个必报此仇的毒誓。 其叙述重点都是,齐顷公和母亲的儿戏之举所举,我觉得,根本还在于:首先是四个使节未能给齐国带来能让他满意的条件,换句话说,齐国的周边缺乏一个可供牺牲的东欧和中南欧。而齐国的利益诉求,则会让这几个使臣的所在之国,付出代价。相距甚远的利益预期,必须导致了五国会盟计划的大失败。 也许齐顷公是为了取悦母亲的荒怠之举,但当纳入这个根本性的利益背景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也许齐顷公并没有就此而闹僵的意思,但他在有了不同的利益预期后,很难再对这些利益冲突之国的使臣,维持足够的谨慎与尊重,未必不是可能的原因之一。戏剧化的历史演进不是没有,但极其稀少,很多问题的发生,其实还是掩藏利益冲突背后的,理性决断的结果。 三年前的那次会盟努力,虽然最终确实导致了齐晋的分手,但最终的分手处,却并不在齐国。齐顷公得罪四国使节后,居然像菲律宾的阿基诺三世那样的搞不清状况,依旧派了四位使臣上卿高固、晏婴的爸爸晏弱、蔡朝、南郭偃前来晋国会盟。 高固家是跟着姜子牙过来的齐国世卿,几百年的老狐狸,岂有不知凶多吉少的什么意思的道理?走到半路,就借故溜回去了。使团到达后,晋国果然扣押了他们,楚国叛逃到晋国的大臣苗贲皇,替他们向晋景公求情,这才假装看守不严,让晏弱逃走了。 半年后的591年春,晋景公组成晋卫联军,打到阳谷,齐倾公服软,与晋景公在缯国结盟,蔡朝、南郭偃因为二国和解的关系,以晏婴那样的逃走方式,回到了齐国 如果说,2年前的那次对晋作战,齐国还没做好准备的话,那么在与楚国结盟后的589年,齐国显然已经是有备而来了。 奇怪的倒是晋国,明明齐国在几个月之前就进攻了鲁国,随后又打败了卫军,甚至齐国的北路大军已经兵临黄河边了,竟然兀自好整以暇,等着二国使者前来求援。晋国时常发生的这种大爷做派,一直让我比较奇怪,搞不清他们究竟想通过被盟国求援,而获得怎样的心理满足? 但无论怎样,在执政大臣的坚决要求下,晋国终于在数年前二次失败的基础上,走出了真实承担大国责任的第一步。三年前,郤克使齐受辱,回国后,恳请晋侯伐齐,晋侯不许。再请以其私兵伐齐,晋侯还是弗许。这次,条件终于成熟了,数年前的难友找到郤克后,这位晋国的执政大臣当即要求起兵伐齐,晋侯许以城濮之战的七百辆战车,郤克说少了,最后敲定为800辆。 这时的晋国,已经实行了六军之制,但因为不是对付更为强大的楚军,就只出动了三军,由郤克亲帅中军,栾书将下军,上军则由军佐士燮率领,韩厥为司马,以每乘75人计算,认为800乘可折合6万军士。并由此认为这时的晋军,总数应该在10万左右。 42天后的589年5月24日,亦即周历的六月二十三,癸酉日,《春秋》记载说:“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鞍,齐师败绩。” 战争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晋军首先在阳谷县西北20公里处的卫国莘邑,也就是今天莘县城北6公里的莘亭镇,击溃了齐国的先头部队。 周历的六月二十,壬申日,亦即5月23日,抵达距莘邑150公里之外的靡笄山下,也就是相传大舜躬耕于此的历山,又称为舜耕山,今为济南千佛山,正式进入二军的对峙状态。 这时的齐晋二国,表现的很君子,齐倾公主动下战书说:贵军来齐国做客,明早将以我国不算强大的部队,欢迎你们。晋国说话也很技巧:晋国与鲁卫是兄弟之邦,他们说,贵国没事就到到其国土上撒野,我们国君感到于心不忍,派我们请求贵国离开,不要让我军长期在贵国做客。为鼓舞士气,三年前半路逃回去的齐国上卿高固,勇敢的冲进晋国军营,用石头打伤一个晋国军士,并抓了回来。激励齐军说,你们谁不够勇敢,缺乏勇气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拿走多余的勇气啊! 次日清晨,两国在鞍(历城附近)正式开战。 倾公不知是不懂军旅,不恤士卒,还是斗志昂扬,居然视晋军为无物,做好了饭都不吃,对-→着军士高喊道:把敌人消灭了,再回来吃早饭! 战斗进行的很激烈,郤克被流矢射中,鲜血流到鞋子上,仍然鼓声不绝的为将士助威,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对给他驾车的解张说:我快不行了! 解张也不客气,回道:我的手和臂膀,早就箭矢贯穿,我把箭折断,照样继续驾车,流出的血把左边车轮都染红了,我都不敢说坚持不住了,您还是忍着些吧! 车右郑丘缓,转圜说:您的伤真的不轻,还能坚持吗? 解张不同意:主将是全军的灵魂,将士都在看着主将的旗帜,听着主将的战鼓,只要有主将资格主心骨在,我们就能取得胜利。战士既然擐甲执兵,就是要准备牺牲的。你受的伤还没有到要死的程度,还是坚持住吧!怎能因为个人受了一点伤,就坏了国家大事? 在解张的坚持下,晋军主将的战车始终冲在前面,将士们受到主将战旗的激励,个个奋勇冲杀,毫不懈怠,司马韩厥为了抓住齐顷公,居然绕着华不注山,足足追了三圈。从地图上看,自靡笄山下的,逃到华不住山,直线距离不到11公里,今天整个济南城,都是2291年前,那场著名的鞍之战古战场。 大战前夜,韩厥的父亲给儿子托了个梦:告诉他明天作战,一定得站在战车的中间。齐顷公虽然莽撞,却也是个神箭手,而且还是一位富有气节和道德感的高傲战士,为其驾车的邴夏劝他射杀拼命追赶的韩厥,说这人这么勇敢,打死不退,显然是个尽职的君子,射死他咱们就脱线了。 齐倾公反驳说:既然他是位尽职的君子,干嘛还要射人家,我可下不了手。于是他尽捡韩厥身边的战友射,结果站在韩厥身边的战友,全都被他给射死了。 虎公,曾对此评价说:作战还要求合乎礼仪,似乎并不能认为完全出于倾公的迂腐,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他的高傲。他似乎相信,射杀同车的两个,第三个自然就吓回去了,–可是韩厥没有。 作为国君的齐顷公,车速原本不该输于对手,但为他驾车的逢丑父,在睡觉时,手臂曾被蛇给咬了一口。到了生命危亡的关键时刻,蛇毒开始发作了,没法顺利驾车的逢丑父只能与齐倾公换了位置,国君改行做了驾车,技术到底不行,战车快到华泉时,战马终于被树给挂住了,蛇毒发作的逢丑父,也无力下去推车了,只能眼看着敌军追来。 追来的正是被称为君子的韩厥,尽管二国开战,君臣的名分还是不能忽略,他尊敬的走了过来,给齐顷公这位高贵的国君俘虏,“奉觞加璧以进”,觞,是装酒的酒杯,但里面不知有没有酒,我猜或许只是他在这种场合下,尽其所能表达对国君的必要尊敬,所采取的一种仪式吧,端着一尊不知有没有酒的觞,献上一块玉璧,从容的磕着头,要求齐顷公跟他走。 这时,奇迹发生了,原来韩厥并不认识齐倾公,他以为驾车的是臣子,坐车作战的才是齐顷公,饱受蛇毒之苦的逢丑父马上清醒过来,假装摆起了国君的威风,命令齐顷公下车给他找水喝,齐倾公于是顺利脱身。 听说韩厥俘虏了齐倾公,受伤的郤克赶来一看,发觉弄错了,郤克很生气,传令杀掉。逢丑父连忙高呼:自古以来没有勇于为国君担当灾祸的人,现在这里就有一位,你却要杀了他吗?孔子一直慨叹春秋时的道德沦丧,我们却发现及时处于沦丧期的道德水准,也不知要高于后世多少倍来?在春秋时,很多人往往因为敌手或自己的道德灵光,神奇的闪过,而每能在关键时被敌手救了自己的命,或自己救了敌手的命。听到这话后,道德灵光神奇的光顾了郤克,让他不禁感慨的释放了这位勇不畏死,以解脱国君祸患的的君子–逢丑父。 齐顷公随后就遇到了自己的部队,由郑周父驾车,宛伐为右,带他脱离了险境,想起逢丑父舍身救己的感人情景,让齐顷公再次冲动起来,虽然没了对方的城池以供其屠戮,但他却采取了更为疯狂的方式,带着齐军不顾一切的三次进出敌阵。《左传》中记载了齐顷公这次疯狂救人的神话般的战斗经历:说他冲进晋国的盟军狄人的部队,狄人纷纷拿着戈、盾保护他;冲进卫国军队,卫人也都被他这种勇敢的精神所感染,而故意不伤害他。 但从韩厥近乎孤身追击齐顷公十公里,绕着华不住山三圈的战场形势看,似乎感觉未必容得下十几万人,一千多辆战车的厮杀,这是我略对虎公以理论标准每车75人,推论仅晋军的主力就有6万人这个数字,稍有疑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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