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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是怎样赚到第一桶金的?王健林是怎么赚到小目标一亿的?

商界名人 aty25 918次浏览 0个评论

王健林的第一桶金经历

“一件事中国人说行,这个事就行了。迟早有一天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 除了王健林阔气的“买买买”之外, 还试图努力去改变企业的未来发展。王健林透露称自从买了AMC之后,由于万达自己的制度调整获得了成功,彻底建立了自信,觉得跨国发展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并试图努力改变“世界上什么事情由洋人说了算,以洋人的标准作为国际标准”,王健林坚信不久的将来中国标准将会成为国际标准。 在节目王健林还表示:“如果要成为一个超级的企业,或者一个卓越的企业,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就是品质,并且一定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王健林的第一桶金经历 1、辞官下海 我在经商前,15岁就当兵了,从军17年,做到团职干部,遇上中国百万大裁军,就转业到地方政府,当了两年办公室主任,但我在1988年断然辞官经商。 具体两个原因:一是赶上经商热。1988年到1995年,很多人辞去原有职务“下海”了。如果没有当时的经商热潮,中国今天不会有这么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二是想改善个人的生活。我就觉得,别人能当万元户,我凭能力应该不止万元户。 2、我的第一桶金是这么来的 当时遇到的第一个创业难关,就是借钱。第二个难关是拿不到项目。 那时大陆还是“计划经济”,比较落后,拿项目也不仅要有钱,还得有“计划指标”,得出现在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指标名单上才行。 我只好找到大连一个老战友“借”一点指标,同时付出一点费用。他同意给我几万平米的指标,但是拿了指标,还得去找当时的市领导批地。跑了左一遍,右一遍,没人理。市领导被我找烦了,出了一个题目:“你不是想开发吗?把市政府的北侧那块地给你”。 市政府是一个老建筑,很气派。但它的北侧居住区,房子差,设施差,一百多户人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厕所,被认为“有碍观瞻”,所以把这片地给我去干。可这个项目改造完,要1200块钱一平米的成本,我前面有三家国有公司都不肯干。因为大连市当时最好的房子只能卖到一千零几十块。 我坚持要干这个项目,公司里的很多同志反对。当时我们公司叫“西岗开发公司”,我就说:“开发公司,只有开才能发,你都不敢开怎么能发呢?”为了赚钱,得把这个房子卖到1500元一平米,后来我们动脑筋,推出来几条创新: 第一,当时大陆的房子没有明厅,一个小过道进去直接就是几间房。那好,我们做一个明厅;第二,当时房子没有卫生间,县处级以上干部才允许配备一间卫生间。我们没管那一套,每户都配了卫生间,还把木头窗换成了铝合金窗,再加一扇防盗门。房子推出来均价1580元每平米。1000多套房子一个月一扫光。就这样,万达就成为了大陆地区第一个闯入了“旧城改造”这一行业的公司;这一单使我们赚到了接近1000万元。 就这样,我掘到第一桶金,找到了一个盈利的模式——城改造很有钱赚,别人不敢干,我敢,于是在大连就搞开了。   3、9天9夜没睡觉 初期创业,我接下了一个项目,这个工程当时政府干了一半,觉得费劲不愿意干了,转给我的。签完以后突然遇到全国“治理整顿”,贷款就更困难了。为了启动这个项目,我就要去找贷款,需要一笔2000万元的贷款,有土地做抵押,所有的手续都健全,但找了几十家银行,没有一家愿意贷给我。 前前后后找了50多次,每次都给我躲猫猫。我有时候一见到他了吧,他从后门就走了,我在走廊白站;有的时候在走廊里堵着他,他说“好好你这样,你下周二来吧、下周二来吧”;等我下周二去,他出差去了!当时就为了拿到这笔贷款,有的时候一去在那个走廊上(因为进不去办公室)一站就是一整天。当时站在走廊里面这种感觉,这种耻辱,我觉得太卑贱了嘛。 除了这家银行,我又去找了另外一家银行,贷款的时候这个人态度倒是不错,但也是不给我贷款。我为了堵到他,曾经跟一个哥们两个人就开车到他家楼下。我想,你总得回家吧?那我就在你门口候着;你早上总得要出门去上班,总是能碰到你吧?我俩就去在那儿蹲了一个晚上,在车里候着。 在这种无论跑了多少趟都找不到办法的情况下,就有人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说“干脆你就发一个债券”,但是你这得承诺回报,比如说两年按照1.4倍,每年20%,1.4倍收回。没想到,推出来以后一抢而光,毕竟20%年回报还是很好的。这个方法真正解决了这个项目的难题,才把我们从濒临破产的边缘给拯救回来。 4、3年打了222场官司 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住宅房地产做得还是不错了,但是有个问题刺激了我:我们公司有两个员工得了重病,一个得了癌症,一个得了肝病,每个员工花了一百多万的治疗费。当时民营企业是不可以报销医药费的,你自己有钱你给他报销,没有钱你的员工可能就等死。那我们是花钱给他治疗了,但是也给我一个提醒:如果大量的员工都有了病,再往后发展一二十年大家岁数大了,这公司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有长期现金流的商业模式。所以我们2000年决定转行去做商业地产,做不动产,做持有物业,不再搞单纯的住宅开发了。 做商业地产的时候,最早因为不懂,造一座楼,把底层商铺全部卖掉。在初期的三年当中,买了商铺的人经营不好,就来告我们,我前三年当了222回被告,虽然只输了两场官司,还是让整个公司疲于应付。成天在打官司,哪还有精力经营?客户就是这样,他的出租回报率没拿到理想中的10%、20%就来告我。如果输了,可能很多人就扯着横幅上街上去闹事。 所以我觉得这样不行,得研究新模式。怎么办?在创新中研究了一个办法:提出一个模式叫城市综合体。即做一个商业中心,商业中心旁边可能做写字楼,再做城市的商业街,再做一些公寓。把这些公寓、写字楼卖掉,现金流就有了。这样,就不用卖大楼里的商业铺位了,自己来经营,一下子生意就找到模式了。商业经营旺了,旁边的楼也升值了,现金流问题也解决了,万达从此走向了一条康庄大道。 5、创业初期的体会 第一点叫“敢闯敢试”。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有梦想,有目标,敢去做。你去做起码有一半的机会,你不去做机会是零,所以我最近这些年在各地演讲,经常讲一句话:“什么清华大,北大,不如胆子大”。这个胆子大不是说让你乱干,但是得有勇气去闯,去试验!  第二是创新求变。你要成功,要想不断成功,或者还想获得更大的成功,就一定要能够求变、求新,不能走别人走过的路,不能做跟别人一样的事情。凡是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获得的肯定是平均利润率;只有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事,才获得超额利润。 所有的创业,所有的科研,所有的运动,基本上都是二八定律,成功永远是20%以内,失败肯定是大多数。但是正因为有了10%、20%的成功,激励我们这些人希望成为那一个部分。      

 王健林的“王氏三法”

作为万达集团的掌舵者,王健林走到哪儿,眼球和关注就会跟到哪儿。作为创业者,王健林敢想、敢说、敢干的形象深入人心,一路走来,他用“冒险”“创新”和“坚持”的“王氏三法”书写出一段又一段商业传奇。 冒险,让他成为市场经济下首批创业家中的幸运儿;创新,让他不拘囿于已有和所得,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实现飞跃式发展;坚持,则是他历经艰险取得成功的必杀技之一。 心之所向,行之所为,他风华正茂时已经是领路人,花甲之年仍然是开拓者。他坚信“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于是带领着他的商业帝国角逐一个又一个的“No.1”。而这些远不是终点,他沉潜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时代潮流,走得依然执著,因为他的目光一直投注向前方。 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将王健林称为“冒险家”并不为过。他向来敢于冒险,“清华北大不如胆大”,这已经成为王氏语录中的经典一句。 1987年,为了响应国家“百万裁军”的号召,王健林告别了自己18年的部队生活。转业后,王健林来到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但仅过一年后的1988年,本被认为仕途无量的王健林竟弃政从商。 彼时,国家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改造旧城成为城市规划者的选项之一。王健林投身住宅地产,选择的就是旧城改造——大连市西岗区北京街旧城改造项目。 当时,公司测算北京街棚户区的开发成本是一平方米1200元,而大连最贵的房子只卖一平方米1100元,许多人看到这个项目望而却步。但王健林不仅做了,而且还在旧城改造中进行了大胆创新——暗厅改成明厅,安铝合金窗,装防盗门,每户配洗手间。 “这些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改动,在当时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那个时候,只有局级干部的住房才可以配备洗手间,因为这个,我还差点被纪委调查。”王健林回忆道。 最终,这个人人避之不及的项目让王健林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挣了近千万元。当时八百多套房子全部卖完,而且每平方米均价卖到1580元,创造了大连市的房价纪录。 “发展才是硬道理,”1992年,邓小平对周边的人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这年,万达踩准国家宏观政策的节点,成为东北三省首批5家股份制试点企业之一;1992年8月8日,万达集团宣布成立。 和邓小平选择南下深圳一样,王健林也嗅出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巨大的机遇,他看到了南下的前景。他说:“留在大连,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永远都是一家地方性的企业。”“看准了就要去干。”1993年万达决定南下扩张。后来王健林提起最初闯荡广东的经历:那时北方人哪儿敢去广东,话都听不懂,去了以后,人家觉得土老冒来了。“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走出去,只在家门口不叫汉子。” 尽管在广州第一次开发没有赚多少钱,但这极大地鼓励了万达走出去的勇气。一个北方的企业,可以到当时改革开放前沿、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赚钱,说明这事可以做。1998年始,万达先后到成都、长春等多个城市,全面开始了扩张之路。如今,万达的项目已遍及全国九十余城。 26年来,万达在王健林领导下从住宅地产做到商业地产再跨到文化旅游产业,从一家地方性企业,发展成为国际知名企业,王健林的胆识可见一斑。 “富贵险中求”,在他看来,最关键的是要敢闯敢试,当然,“敢闯敢试不是蛮干,是看准了不怕失败,蛮干是没有目的去干。”“看准了”,也就是把握大方向。而万达的发展正是准确把握国家政策机遇,并以超越政策的前瞻性获得了时代丰厚的经济回报。 进窄门的孤独者 圣经有言: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回望王健林的创业历程,不难发现,在多个紧要关口,他都选择了进窄门。 在2000年宏观形势一片大好,住宅做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王健林孤注一掷转型做商业地产;2005年当商业地产做得如日中天、赚得盆满钵满之时,王健林别出心裁转做“文化”,布局文化产业,2008年又开始“不务正业”做旅游投资。每一次,他的决策都显得独特而难以理解,但是他并不畏惧成为一位“曲高和寡”的“孤独者”。 时至今日,已在商界奋战了二十多个年头的王健林仍在不断做“加法”。做院线、投资文化产业、旅游业,甚至投拍电影,在一直伴随的质疑声中,王健林选择了倾听自己内心的判断,“想获得超额利润,想赢得比别人更快的发展步伐,一定要敢于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所有人都认为能赚大钱的行业一定不能进,只有少数人认为能做、多数人认为不能做的事情才能获得超额利润,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王健林曾说,“创新者大部分成为先烈,少部分成为先进”,但正是因为有成功的可能性,激励着后来人不断攀登、不断创新,希望成为那个极少数的成功者。 于是,王健林一直扮演着追求创新的“少数派”。而万达的尊严,正来自于它的创新能力。万达发明了有中国特色的商业地产发展模式——综合体发展模式,受到各地政府的青睐,业界曾评价万达综合体“改变了城市的功能和定位”。 不服输、不认命,他创业路上的探索一直在“非正统”的状态中进行,他的精神也一直处在叛逆状态、革新状态和创造状态。 但“非主流”地进窄门并不等于逆潮流而动,相反,王健林向来擅长顺势而为,这点有目共睹。“做企业一定要顺应国家建设方向,借国家发展之势才能事半功倍。”他曾如此总结成功经验。 “造梦者”依旧在路上 从创业到今天,王健林一直没有停止“造梦”。如今,年届花甲的他梦想依旧在路上。“之所以还没有退休,是我的目标还没有达到。”王健林的新梦想是将万达打造成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做全世界最好的文化集团。如果要给“世界一流”加上个期限,王健林希望至少,或者首先是一百年。因为“国际万达,百年企业”正是万达集团的口号。 一直以来,“百年企业”是众多经营者毕生追求的目标,但能够始终站在时代浪潮上并非易事。居安思危、因时而变从来就是成就百年基业的关键。“不破不立。”显然,王健林认为,要实现这一理想,转型是必然的选项。 “2020年万达将不再是房地产企业。”这是王健林这两年最常说的一句话,其背后传递出的正是万达商业王国谋求转型的决心。“我实心实意想把文化旅游做上去”,王健林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我不做了还要交给下一代人去发展”。 在外界看来,万达的步子迈得“有点快”。但对于这一速度,王健林却表示“很正常”。“如果按正常走的话,我们也许做不到世界第一。美国的那些公司都发展了100年,才在这个行业中排在前面,要走100年的话,我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要更快。” 是的,王健林始终是执著于快速做“第一”的,所以投资逻辑会非常直接,“我买什么能成为全球第一?”在购买AMC前,他曾考察过酒店业,但发现要通过并购成为全球酒店业老大,目前不可行。而万达在中国影院市场已有深厚基础,在拿下AMC之后,能自然成为全球第一的影院公司。此交易也完成了王健林的一个心愿,即成为全世界的“No.1 in something”(某行业老大)。 王健林相信“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将心敞开,格局展开,他每次都透视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未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驱动王健林马不停蹄地去逐梦,并且从未放慢脚步? 仅仅是为了财富?可财富之于一位对“首富”称号都毫不关心的人,已没有那么强大的原始驱动力了。 原来,潜藏于心的是另一重夙愿和使命,“成为一流跨国企业”的他想要“为中国民营企业增一份光彩”。 1978年之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很多都因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而纷纷倒下。王健林是硕果仅存的几人之一,也是尚未退出经营管理一线的企业家。在二十多年的创业生涯中,他亲身感受到民营企业地位的低下,不论是在政府官员面前,还是在巨无霸国有企业面前。 王健林直言:“我想看看我们完全靠市场,能不能做出一个世界超一流的企业来。既是为中国企业争光,也是为民营企业正名。这是推动我一直不放弃发展、还在这么努力的原因。” 对话篇“我依然有梦”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最近心情不错,在万达商业地产香港挂牌仪式上,主动做出敲钟的姿势让记者们“摆拍”,并不时摆出握拳或者竖大拇指的POSE,笑容也毫不掩饰地洋溢在往常不苟言笑的脸上。 而在武汉记者会上,王健林更是畅言自己的梦想,这位不停“做梦”的企业家,一直用速度和激情勾勒着其麾下日益宏大的商业版图。 记者在对话王健林的过程中,还原其“梦想帝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希望按图索骥,以此寻得“高大上”的符号叙事背后潜藏的内在纹理与脉络。 始终如履薄冰 《中国经营报》:万达重要的转型,似乎每一次都赶到节点上,这是怎么做到的? 王健林:两方面结合。除了一定的远见外,还有我们自己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的心态下,比如住宅做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说不行,老这么折腾,哪一天大连的市场垮了,我们弟兄怎么办呢,我们得走出去,于是1993年就到广州了。 《中国经营报》:万达持续快速发展的诀窍有哪些? 王健林:用三句话形容:一个是敢创新;一个是能执行,说到做到;第三个是注重企业文化,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得到员工的认同。三大优势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现在的竞争优势。 《中国经营报》:目前企业发展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王健林:任何一个企业,内部最大的短板都在人才。这些年我们一直和猎头公司长期合作,但找来的人,虽然会是很高的级别,但并不见得能在某个岗位上得心应手。从大的方面而言,高速扩张的企业,最希望的是国家平稳,没有大的变动。而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希望收到的文件越少越好,如果收到,也最好都是积极鼓励的,最怕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全新转型在即 《中国经营报》:2014年万达在文化产业、海外业务以及资本市场都取得重大进展,回顾这一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2015年又有怎样的计划? 王健林:2014年我们的文化产业在发展,万达广场超过100家,商业地产在香港上市,以及2014年进入电商的项目,这些注定了2014年是万达标志性的一年。2015年还是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万达连续九年保持了30%的增长,已经创造了奇迹。2015年还有很多的大项目,比如西双版纳投资160亿元的度假区,还有傣秀要开业,在国际上也会有一些大动作。 《中国经营报》:万达多次强调转型发展,在“新常态”下未来转型的方向是什么? 王健林:万达正在进行全新的转型。2014年以前,万达的主要收益还是来源于房地产,鉴于房地产的周期,我们认为高速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基于多方面的要求考虑,万达还要进行全新转型,转型的方向是文化、旅游、金融、电商。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计划,在2015年1月17日会正式宣布万达转型计划。 《中国经营报》:你作为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对正在创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王健林:第一个建议是要敢创业。第二个要务实,结合自身的特点,实实在在地创业,切忌只按自己的想法,最好是能跟周边的指导老师、朋友聊聊。不要眼高手低,上来就想做一个大的项目,不要指望一创业就成首富。一定要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做自己熟悉的事情,不要好高骛远。创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要怕,只要努力,成功离你不远。 梦想依旧 《中国经营报》:你已经到退休年龄,但现在还是充满活力和干劲,动力从哪里来?你现在还有未完成的梦想吗? 王健林:确实有很多人退休了,但也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企业家一直在工作中,比如褚老(褚时健)、老柳大哥(柳传志)。其实这个是人生定位的问题。我还有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把万达带到世界,成为一流的跨国企业,总资产到1万亿元,收入到6000亿元,国外收入占比达到20%,到那一天我有可能就退休了。鉴于还没有达到我的目标,所以我还在身体力行地奋斗。我现在不是事无巨细都管,现在的任务是去设计创新产品,跟集团内几个研究院一起工作。2020年,我66岁,可能要退下来,从事扶贫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事业还可以再做很长时间,至少再做20年。 《中国经营报》:你怎样保持自我更新的能力?如何确保自己始终跟随时代潮流? 王健林:学习能力主要看自己的主动性,时间像海绵,挤挤总是有的。我利用零散时间看书、上网。跟内部人、外部企业家、学者交流,我是很愿意交流的人,这会获得很多知识。 几乎所有创意和设计会议我都参加。像做电商的大会议我参加至少10次以上。再比如汉秀,我至少参与了30次会议。像电影娱乐科技、设备研发都是一起讨论,这就是学习过程。 见证篇王健林解说“钱经” 地产行业总是习惯于推翻人们的常识,“供需决定价格”的理论在房地产市场失灵后,就连“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一民谚,也在这里变得不被买账了。 潘石屹、冯仑等一干“地产明星”痛陈的房企资金链危局并没有换来期望中的救市政策,反而是相对低调的王健林与习惯唱衰房价的王石,暗中得到了政府的帮助——万科与万达悄然获得了央行“总对总授信”在房地产行业的试点资格。这是一项以企业与银行总行签订授信协议,取代全国分行信贷逐级审批的试点。当信贷紧缩令大多数房企苦不堪言之时,如是优惠,无疑是政府选定的“国家队”才能享有的特殊待遇。 此时此刻,王健林多少有些“春风得意”——尽管万达集团IPO的进程还很不乐观。 以信贷投放的方式选拔“地产国家队”,或许并非完全是由上而下的政府主观意志,但在各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无论是王健林还是王石,都成为了事实上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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